连接西场镇新立村和李堡镇储洋村，有一座桥，叫“李西桥”。
说“李西桥”，很普通，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但说这座桥的别名——“狗屁桥”，方圆数十多公里，鼎鼎大名，童叟皆知。在县城问问跑出租的，没几个不知道的。
但他们都不知道“狗屁桥”的来由，而在我，却是“有痛在心”。
因为“狗屁桥”的来历，与我已经去世的伯父有关。
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为了等候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，于是组织全公社的红卫兵小将代表在公社影剧院里敬祝、敬贺。我伯父虽算不上正宗的红卫兵，但他作为当时楼基大队五生产小队的不事农活、不干正事的贫农子女，再加之凑这样的热闹还有几分工可以拿，所以这样的活动他每次都是很踊跃参加的。
这样的会场是很庄严、肃穆的，有横幅有标语，当然更少不了国家领导人的画像。
最高最新指示的到来是要等的，没有固定的时间，那时也没有更便捷的途径，只有等。等待的过程就是大家互相谈笑风生、嬉戏打闹的最好时机了。
伯父在我们大队虽然算是活跃分子，但到底还是农村的孩子，到了公社他也不敢太造次，却又不甘于寂寞，于是在实在无聊的情境下，他竟然对主席台上的伟人像展开了自言自语的评头品足：“嗯，你看毛主席红光满面，一脸的福像；朱德真的是将军形象，刘少奇也不丑，就是个林彪脸有点窄，鼻梁象有点歪，一脸的奸形……”
“你说什么！头倒掉下来罗”，伯父的胸襟被人一把抓住了。
伯父突然意识到确实是说了要掉下头来的话，脸顿时煞白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……”
拳脚已经让伯父再也“我”不出什么了，被揪起时何止是鼻青脸肿！再让他招供时，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是狗呀，我是放野狗屁呀，求求你们就拿我当屁样，放了我吧，我就是个狗屁呀……”
伯父惹的这件祸事后来解决得很复杂，但毕竟是过去了，可是“狗屁”的称号却没有随着事情的解决而结束，而是很快流传开了，直接的后果是伯父从此再也不参加这样的集会，甚至怕到人多的地方，不过庆幸的是，大多数人只知其名，不识其人。
等到年区划调整时，伯父家由原来的楼基五队划分到了立头八队。他为了养家糊口，于是继承祖业，干起了理发的行当。可能住到桥头，人来人往的生意要好些吧，所以他主动要求住到和李堡储洋一河之隔的桥头。
这座桥本来有“李西桥”这个名，但几乎没什么人知道，等到伯父住过去后，不知谁起了“狗屁桥”这个名字而且迅速地被口口相传。
等到有人从伯父门前问路“上曹园的‘狗屁桥’怎么走”时，伯父面对眼前的“狗屁桥”，只有很无奈地黑着脸说“不知道”了。
虽然伯父说不知道，但事实上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多，哪怕不知道那段历史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西场有座“狗屁桥”。
前些年，伯父去世了，但“狗屁桥”还在，仍被叫作“狗屁桥”，想来还会在很长时间里被叫作“狗屁桥”。
这在伯父来说，也算是一种被纪念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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